中華民族發祥地的黃河流域可能在商代已經開始制造飴糖，但氣候不適宜甘蔗生長，秦漢以前的文獻中沒有關于甘蔗的記載。

甘蔗的最早記載出現在《楚辭·招魂》中，“腝鱉炮羔，有柘漿些”。可能因為楚國在南方，最早發現并利用甘蔗。

再見于典籍就是《漢書·禮樂志·郊祀歌·景星》：元鼎五年十一月辛巳朔旦，漢武帝祀于甘泉宮，令司馬相如等數十人賦詩稱頌，共同作了《郊祀歌》十九章，景星一章有“百末旨酒布蘭生，泰尊柘漿析朝酲”句。

因為“柘”字的原義是養蠶和取黃色染料的樹，也就是桑樹，為免混淆，到漢代出現了“蔗”字，用以表示甘蔗。在此之后，甘蔗見于典籍漸多。

許慎《說文解字》：“藷，藷蔗也，從草，諸聲，章芻切”。“蔗，藷蔗也，從草，庶聲，之夜切”。

劉向《杖銘》稱都蔗。

張衡《南都賦》稱藷蔗。

《神異經》稱柑樜。

曹丕《典論》稱干蔗，曹植稱都蔗。

《吳志·孫亮傳》引《江表傳》稱甘蔗。

《齊民要術·甘蔗二一》：“《說文》曰：藷蔗也。按書傳曰，或為芋蔗，或干蔗，或邯（蔗），或甘蔗，或都蔗，所在不同”。

還有多種：蚶草、苷蔗、藉柘、于柘、竿蔗、杜蔗等等，指的都是甘蔗。音同、音近而字不同。

早期的甘蔗可能是野生的，《制糖甘蔗的生長》作者R．P．Humber說：“公元前327年，亞歷山大大帝進攻印度，他的文牘中曾記載那里的居民生啖一種奇怪的‘蘆葦’，它有像蜂蜜一樣的甜汁”。可以想見野生的甘蔗小而且細。

[美]西敏司《甜與權力》也有一段描述：公元前327年，亞歷山大的一位名叫尼奧修斯的將軍，從印度河河口行船至幼發拉底河口后宣稱：“一種來自印度的蘆葦不需要蜜蜂就能直接帶來蜂蜜，盡管它不結果實，但用它可以制作出令人陶醉的飲料”。制糖工程師歷史學家諾爾·德爾（Neor Deerr）將之視為甘蔗存在的一個證明。

甘蔗的原生地問題學界爭論很大，每一個研究者都有自己的理論，有根據植物學的，有根據古代典籍的，還有語言學上的證據，各有自己的說法，大致的觀點有三種：一是南太平洋的新幾內亞，二是在印度，三是原生地有兩地，即新幾內亞和印度。略舉幾例：

甘蔗育種家Brandes認為：新幾內亞是目前世界各地栽培甘蔗的起源地，并由此再傳播到世界各地。他還列出了有關的傳播途徑、地點等。

《制糖手冊》作者Spencer和Meade在其書中說：“一般相信甘蔗最早發源于印度北部”。

Barber認為：甘蔗的原生地有兩個，一是小莖的印度種，起源于印度北部。另一是熱帶莖種，起源于南太平洋群島，如新幾內亞。

[美]西敏司《甜與權力》認為：“甘蔗最早在遠古時期的新幾內亞開始人工種植。生物學家阿茨瓦格（Artschwager）和布朗德斯（Brandes）相信，甘蔗從新幾內亞曾有三次向外傳播的過程，其中第一次發生在公元前8000年。大約過了兩千年，它傳入菲律賓和印度，很可能還包括印度尼西亞（盡管有些權威認為印度尼西亞也是甘蔗的起源地之一）”。

季羨林先生在他的《蔗糖史》中，介紹了兩部巨著：一部是Lippmann的《糖史》，一部是Deerr的《糖史》。二人的觀點不同，前者主印度，并認為“中國的甘蔗是在公元前250年左右從印度傳入的”。后者主南太平洋，甘蔗在傳入印度以前，先傳入東南亞，在印度延遲了多年以后才傳到中國。季先生主張一元論，甘蔗的原生地只有一個，同一物種能在世界上不同地方產生，不能理解。不管是中國，是印度，還是南太平洋，原生地只能是一個。但是，離徹底解答還有很長的路。根據很多學者的觀察，完全野生狀態的甘蔗也不存在，在印度本地以及所謂后印度地區、在斯里南卡、在東印度群島、在新西蘭，都從來沒有看到什么野生甘蔗。他認為“甘蔗”不會是一個中國固有名詞，甘蔗一詞另有寫法多種，往往音同而字不同，同一個或兩個音竟然有這樣多的寫法，可見這些都只能是音譯，倘不是音譯，就不容易解釋。連“甘”字也只能是一個注音符號，與“甘甜”的“甘”無關。這種植物最初是從外國引種的，作為名貴品種，長期不見于尋常百姓家。到南北朝時，甘蔗的種植明顯普遍起來，但就地域來說，也還僅限于南方。并認為唐慧琳《一切經音義》以“于蔗，之夜反，或有作甘蔗，或作竽蔗，此既西國語，隨作無定體也”一語解釋甘蔗為何多有異稱，非常值得注意，充分說明甘蔗是外來詞。

雖然觀點不盡一致，但有一個共同點：不在中國，且由多種典籍稱謂不同推測甘蔗一詞是外來語的音譯。

《齊民要術》卷十“五穀、果蓏、菜茹非中國物產者”，后面還加了一個小注：“聊以存其名目，記其怪異耳。爰及山澤草木，任食非人力所種者，悉附于此”。將甘蔗列為第二十一，似乎也認為甘蔗非中國產。但，可能還有另一種解釋，北魏時“中國”含義廣泛，大概是“中原”，指黃河流域而言。《四庫提要辯證》謂：“注中多言中國者，蓋思恊北人，故名其國為中國，以別于南朝島夷也”。

宋應星《天工開物》也認為：“凡蔗古來中國不知造糖。唐大歷間，西僧鄒和尚游蜀中遂寧，始傳其法。今蜀中種盛，亦自西域漸來也”。宋應星生活在明代，也可能明代四川的甘蔗品種，就是從西域引進的。

石聲漢《試論我國人民最早對甘蔗與棉花的利用》一文認為：中國古藉從未有認甘蔗系野生于華土者。竊以甘蔗必產于孟加拉至交趾支那一帶。并且認為：“雖則用甘蔗榨汁來制糖，是比較遲的事（大概是隋以前不久才有的）”。

也有認為中國是原產地之一的。艾博托《甘蔗》：“甘蔗原產于亞洲的熱帶和亞熱帶地區，特別是印度、中國和西南太平洋群島。不過人們用什么方法、在什么時候或什么地方第一次發現甘蔗的甜汁，并確認它的食用價值，是無法考查的了”。

我國多數甘蔗種植專家和史學家認為中國也是甘蔗的原產地。

周可涌的《甘蔗栽培學》認為我國植蔗時間約自公元前766-前750年的東周時期便開始了。他在《中國蔗糖簡史——兼論甘蔗起源》一文進一步論證：據P.H.Moore在1974年召開的第15屆國際甘蔗技師會議上發表的論文《蔗屬開花的研究Ⅱ.誘導期與葉簇里的葉片數》指出：蔗屬各個種的葉簇里平均葉片數，按由多到少順次是：熱帶種→商品性種間雜種→熱帶大莖野生種→中國種→割手密野生種。按葉片數變化范圍，由小到大順次是：中國種7～10片→割手密野生種6～10片→商品性種間雜種7～12片→熱帶種8～13片→熱帶大莖野生種7～13片。又據A.G.Alexander在那個會上發表的文章《蔗屬品種的光合活動光譜》指出：蔗屬光譜平均紅光與綠光比是1.42，多數材料約為1.50或略低，品種H37-1933則下降到1.24。僅最老的種(中國種和割手密野生種)大于2.00。蔗種里出現光合作用最高峰在480毫微米是意料之外的。在藍光和紅光比率里，只有中國種Chunee單獨出現一個明顯的紅光高峰。蔗屬種的進化過程雖不完全清楚，但現在近乎一致的意見是由中國種→割手密野生種→印度種→熱帶大莖野生種→熱帶種。印度種和熱帶大莖野生種似乎是自然雜交物。熱帶大莖野生種比較年輕，有旺盛生長的習性，沒有原始甘蔗的特征。熱帶種是近代進化來的。生產用的商品性種間雜種甘蔗是現在蔗糖業發展的產物。再據周可涌、梁天干、盧川北等發表于《福建農學院學報》1981年第二期上的《甘蔗葉片光合膜面積的比較研究》結果：發現葉肉細胞多環，分為峰、谷、腰，環多的含葉綠體較多。維管束鞘細胞和圍繞它的葉肉細胞排列整齊緊密。光合膜面積則以商品性種間雜種的大，老的栽培種和野生種的小。以上這些研究結果，有力地否定了甘蔗起源于伊里安的推測；更有力地否定了中國種是熱帶種在印度東北部和當地的割手密野生種自然雜交形成的說法。中國種甘蔗是中國農民多年栽培不斷選擇形成的，是最古老的生產品種。

覃乃昌《“蔗”“糖”考——兼論壯侗語民族對我國蔗糖業的貢獻》一文，考證了“蔗”、“糖”的源流，認為“糖”的叫法不是從印度傳入，而是我國壯侗語族的語言，說明壯侗語族先民是最早種植甘蔗和制糖的民族。

李治寰先生從中國造字習慣來論證甘蔗的名稱，還引用了梁家勉先生的一段話來證明，并認為這一段話很精彩：“在遠古文字出現之前，甘蔗（野生）早已出現了。當人們認識了它，初未有其字，但已有其音。當時為什么要取此音名此物，當然不易深究，也不必附會；但可以設想，原來必有其用意，可能是反映它的特征，以音會意。假如聯系到原始甘蔗利用情況，相信會跟‘咋’和‘咀咋’的音義有關。因為挺然簇聚的野生甘蔗，很可能早就為當地以采集為生的原始氏族群眾所折取供作‘咋’、‘咀咋’用。直到甘蔗成為栽培作物以后，為期相當長的一個階段，還依然如此。‘咋’與‘柘’、‘蔗’，‘咀’與‘諸’、‘藷’、‘都’，在古代以至現代音系，是雙聲，又是疊韻，音讀相近，習慣上往往相通假。根據這一語源探索，甘蔗在很古以前，早就為我們祖先以諧‘咋’或‘咀咋’的音，會‘咋’或‘咀咋’的意而作為專名”。所謂柘、諸柘，都是甘蔗。這種植物名稱，以前可能只有口語表音，沒有文字。根據我國造字習慣，可以假借用音字來表音，作為這種植物的文字名稱，于是便出現最初的“柘”字。由于柘字原為放養野蠶和取作黃色染料的一種樹木名稱，為了避免混淆，自公元前1世紀，再不用柘字，而改用蔗字作為它特定的文字名稱。又由于有些產蔗區兄弟民族用的是復名，或改用藷蔗（諸蔗、都蔗）二字作為它特定的文字名稱。再后，又出現甘蔗名稱，一直沿用到現在。

李治寰強調，要搞清楚中國也是甘蔗原產地的問題，借助于歷史、考古、文獻等只是間接的、輔助的手段，真正的依據還是在于提出我國野生甘蔗原種，并且找到了原生蔗。我國的野生甘蔗分別出現于嶺南、華東和華西，甚至華中地區。其中較著名的如“割手密（篾）”（Saccharum spontaneum L.）和“草鞋密（篾）”（Saccharumnaienga Hack.）等品種，統稱為“中國種”或“中國竹蔗型種”（S.sinense Roxbemend Jesw）。科學家公認“中國型蔗種”是世界上4個蔗種之一。

季羨林先生寫道：我只談一談所謂“中國甘蔗”（SaccharumSinense）的問題。1796年，一個東印度公司的醫生，名叫JamesDuncan，來到了中國廣州。他送給了Roxburgh一些甘蔗。Roxburgh也在東印度公司任職，他正在搜集資料，想寫一部《印度植物志》。他在這些甘蔗中的一種上發現了許多特點，因此他為這種甘蔗命名為Saccharum Sinense。這種甘蔗種植在上印度（Upper India）。這個品種以后就默默無聞。直到1848年，Arthur Crooke才指出，在本地（Saran）有三種土生蔗，其中之一也是最優良的是“中國蔗”。他說，毫無疑問，這種蔗來自中國。

對于李治寰先生的見解，季羨林先生在他的《蔗糖史》甘蔗的原生地問題一章逐條進行了反駁。并總結道：“我的總印象或者總想法是：這個問題異常復雜，以我們目前的科學研究的水平還無法解決這個問題，這個問題距離最后的解決，還有極長極長的路程。我只想再一次著重提出我在上面曾經提出的一個看法：對于甘蔗產生多元論，我無論如何也是想不通的。我不是生物學家，沒有研究過動植物原生的理論。但是，同一種植物而能同時在世界上不同的地方產生，最原始的產生，其中道理我是不能理解的。談到甘蔗的原生地，不管是中國，是印度，是南太平洋地區，原生地只能有一個”。

達爾文《物種起源》提出，一切生物都是從一個共同的根源開始的。“同屬的若干物種雖然棲息在世界上相距極遠的地方，但因為都是從同一個祖先傳下來的，所以它們原先一定是在同一個原產地發生的”。同一物種的一切個體，不論在何處發現，都是源于共同的祖先。每一物種最初都只在一個地方產生，其后盡它的遷移及生存能力，在過去及目前所許可的條件下，再從那個地方向外遷移。同一物種的一切個體以及同一屬的或甚至較高級類群的一切物種，都是從共同的祖先傳下來的。所以它們現在不論在世界上怎樣遙遠的和隔離的地點被發現，它們必是在連續世代的過程中從某一地點傳布到其他各處。達爾文花了大量的篇幅來論證傳布的方法和途徑。